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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博士太多了?不,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

来源:长沙新闻网  2019-03-15 13:01

博士是谁?

博士就是那个拿着入场券,在人类知识的最远边界独自钻牛角尖的人。

今天,关于博士的真正问题不在博士的多少,而在博士的真假。

人们内心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博士鄙视链:本科985的常青藤洋博士>洋博士>本科985的土博士>土博士>女博士>博士后>专业博士>在职博士>翟博士>名誉博士>访问学者>野鸡博士。

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博士成色和美誉度的不完全排名。任何对博士的神化和异化,终归是一场徒劳。

读博,或者不读博,成为博士,或者不成为博士,不过是人生的其中一种选择。

“中国已成博士工厂?假的!”

这是《中国教育报》3月6日一篇报道的标题,这一说法来自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

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张炜表示:

“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就会出现‘中国博士研究生规模全球第一’‘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世界第一’的说法。这可不是夸我们,而是借此说我们‘虚胖’,只图脸面,只要数量不要质量。但是这个说法,却彻彻底底是个谣言!我们作为教育界的委员,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实上,我国的博士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说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短板也不足为过。”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还不完善,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图为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费曼,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1.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凤毛麟角

博士乃至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公共热议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电视剧《围城》1990年热播的时候。

这部改编自钱锺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展示民国知识分子群像,同时贡献了“克莱登大学”(克莱登大学由此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以及“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出自剧中的教育部视学先生)等说法。

“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图/《围城》

《围城》主要凭借演员的颜值和表演来吸引观众——陈道明(饰演方鸿渐)的儒雅,英达(饰演赵辛楣)的美国派头,葛优(饰演李梅亭)的笑点,以及两大女主李媛媛(饰演苏文纨)、史兰芽(饰演唐晓芙)一套又一套的时髦衣着;至于钱锺书在原著中揭示的高级知识分子圈的种种套路,在剧中则被弱化了。

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图/维基

很多人要在之后读到《围城》原著并在对学术圈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领悟到小说的妙处。

比如,苏文纨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学博士称号,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诗研究。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

1942年3月至5月,胡适博士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

再比如,方鸿渐和韩学愈同样手握“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方鸿渐是花了40美元买的,韩学愈花了多少钱就不清楚了),方鸿渐深以为耻,不敢写在履历上,只能当个副教授;韩学愈则不仅有“博士”头衔,还有“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相当于今天的C刊)这一过硬条件加持,当上了历史系主任。

然而,真相是:韩学愈的文字确实曾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但跟学术无关。他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是一段广告:“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

发表在《史学杂志》的则是一条资讯:“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

也难怪那时的人对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知群体不甚了解。毕竟,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属于凤毛麟角:上世纪初到30年代,要读博只有留学一途,也唯有家境宽裕者负担得起(方鸿渐到欧洲留学的学费就是丈人提供的)。

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后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民国政府于1935年4月公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位法典——《学位授予法》,采欧美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学士、硕士、博士。但随着抗战爆发,这一计划不得不延迟。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门一度采用苏联的学位制——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回忆道,他的老师周勋初先生那一辈,当时读的是“副博士学位”这种源于苏联的学位称谓。

直到1980年2月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学位制度,并在1983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我国才有了国产博士。

曾经的苏联学位制,对中国影响颇深。图/圣彼得堡大学

“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

1983年5月23日,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为代表的18名博士拿到了学位证书。

据说,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

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

苏步青的预感是准确的。1982年,我国共招收博士生302人;而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83878人。

还有一组对比数据也可以证明我国博士招生的“大跃进”:获得博士学位者突破1万人的规模,美国用了100年时间(1861—1961),中国仅仅用了17年时间(1981—1999)。

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发布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写道:“从1994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到2015年授予博士学位总量超过66万人。从1994年至2007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以年均25%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其后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至2015年间年均增幅约4%。”

中国博士,似乎越来越多。图/全景

现在通行的“2008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博士大国’”的说法,来自国务院学位办。

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表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至于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不认同这一说法,可能是所采信的数据来源不一致造成的。

对照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和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学部联合公布的《美国高校历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1957—2014)》及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即获得博士学位者)数量,在2008年这个争议节点上,美国培养了约4.8万名博士,中国则培养了约4.4万名博士,基本持平;而到了2014年,美国的数字是约5.2万,中国的数字是约5.4万,仅从数量上看,中国确实胜出了。

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一名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影。图/Alex Zozulya

博士数量持续增长,是一个国际性趋势。《自然》(Nature)2011年5月发布的名为“博士工厂”(The Ph.D. Factory)的调查报告指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一份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8年科学类博士年增长率达到近40%,每年约增加3.4万人。没有迹象显示增长会放缓。大多数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统,并认为博士毕业生人数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为此,报告质疑道:“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

当博士成为“博士工厂”制造的批量化产品,其成色就难以保证了。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7年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历数高校“大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

针对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刘道玉的对策是:“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

左:伯明翰大学的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右: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礼服。隆重而讲究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研究生教育的严肃性的体现之一。

3.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

1987年6月,作为北大培养的首批文学博士,陈平原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当时的经过:

“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

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图/维基

那个时代,北大乃至其他高校都没有隆重的博士毕业典礼,更没有穿博士袍、戴博士帽、导师拨流苏等仪式。

很多学者像陈平原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博士学位——“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

陈平原认为,自己不是特别看重博士头衔,与专业方向有关。

“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

陈寅恪任教清华时,有“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之称。图/维基

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规章制度不甚健全的时候,博导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教学生——正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

那时候培养博士生的方式,类似于传统手艺人带徒弟,一对一,一个博导带一两名学生,言传身教。

甚至有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情况:带莫砺锋的,除了导师程千帆,还有导师的三名助手——郭维森、周勋初、吴新雷,四个老师管一个,把他管得“死去活来”。

而如今身为博导的莫砺锋,他要带的博士生有60多名。

那个时代的文科博导上课,就是跟学生聊天——莫砺锋、陈平原都十分怀念当时那种氛围。陈平原在回忆导师王瑶时这样写道:

(王瑶)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

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复旦大学2018届博士毕业典礼现场。

2013年,陈平原撰文提出“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像欧美国家一样,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

他对于博士教育的基本观点是: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希望进入学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规定动作”。

作者 |谭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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