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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五十年的台湾作家朱西甯:“与汉奸为伍”是他背负多年的骂名

来源:未知 作者:长沙新闻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8-11-07 16:31
摘要:朱西甯,对绝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对文学与电影稍稍有些了解的人,也许知道他是作家朱天文与朱天心的父亲;对文学八卦有些兴趣的人,也许知道他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种种往事;再对台湾文学有些了解的人,也许知道他曾是台湾文学史上一位重要

朱西甯,对绝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对文学与电影稍稍有些了解的人,也许知道他是作家朱天文与朱天心的父亲;对文学八卦有些兴趣的人,也许知道他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种种往事;再对台湾文学有些了解的人,也许知道他曾是台湾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但这些,不过只是一些闪闪烁烁的侧影,既不会给我们带来些微的生命养分,也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世界感知。

提起朱西甯其人,台湾报人桑品载如此形容:他很容易使人想起日本的川端康成来,都是那么干干瘦瘦的,都有对大眼睛,目光如炬,闪着智慧的光芒,对于文学的执着和写作态度的严谨也一样。张爱玲则称他在自己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他的精神深处,恰如台湾作家司马中原所感,站立着一个“神秘、谐和、无限展延、不息流动的玄色宇宙”。

朱西甯的名字亟待被重估,不仅是他的作品、他的人,还有他的生命理想。截至2018年10月,朱西甯的早期作品《铁浆》《旱魃》由理想国出版以前,他的作品未曾在大陆出版过,在台湾也渐趋沉寂。半月以前,台湾作家张大春在电台节目《小说大学》中重读朱西甯时感慨不已:“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来到新世纪的第十八年,才回过头来讨论朱西甯在四五十年前的作品,使我不免有迟到的歉然之感。”

是的,我们对于朱西甯的认识,的确是迟到了。但只要不因种种武断过时的标签与遗忘的巨大惯性而拒绝去认识,犹未晚矣。

朱西甯

(1926-1998)

台湾小说家。本名朱青海,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肄业。一九四九年随军赴台,曾任《新文艺》月刊主编、黎明文化公司总编辑、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狼》《铁浆》《破晓时分》《现在几点钟》等;长篇小说《猫》《旱魃》《画梦记》《八二三注》《猎狐记》《华太平家传》;散文集《微言篇》《曲理篇》《日月长新花长生》等。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1949年,当年仅23岁的朱西甯弃学从军,跟随孙立人的军队踏上台湾的土地时,他并不曾料到,他此后的一生乃至更为遥远的命运将要寄托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小岛上。

多年以后,台湾导演侯孝贤拍出一部《童年往事》,朱西甯看过后,对于片中父亲死后母亲坐在榻榻米上幽幽回忆从前那一段尤为感怀:家具一定要买竹制的,这样回家的时候可以丢弃而不会觉得心疼;厚重穿不上的冬衣要收着,再穷都不可以变卖,要不然等到回老家不是又要浪费一大笔钱?这戳中了朱西甯的心,因为这也恰恰是他一直以来的做法。

朱家总是处于迁徙之中,从凤山黄埔到桃园侨爱,从板桥、内湖到景美,但朱西甯一直没有考虑买房子,理由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大陆。但这念想放了那么久,返乡已是奢望。后来,他在小说《现在几点钟》里写到,“家不一定都是使你习惯的地方。”

朱西甯一家全家福。左起:朱天衣、刘慕沙、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

痴迷阅读

寂寞丰富的少年往事

朱西甯的祖籍是山东临朐,出生地却是江苏宿迁。这番辗转是因为他祖父。祖父本是清朝读书人,后来接触基督教后举家受洗,成为传教士。他尤善于将圣经教义用中国本土语言讲出,教化民众,因此被当地人视为异教,被逐出临朐。驱逐流荡的命运并未从此终结。抗日战争期间,朱家参与游击队进行地下抗日活动,加入帮会,被逐出教会。朱西甯受家庭影响,自幼是虔诚的基督徒,进的是新式学堂。那时的朱家算是很“新式”的家庭,朱西甯的两个哥哥和姐姐都走出乡村,去了外地读书,并且自由恋爱结婚。

虽信奉基督教,但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的是,祖父常用古代孔孟学说诠释基督教义,这在朱西甯的世界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日后,他的人生态度与行为处事,甚至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种种举动,都与这颗种子脱不了关系。

朱西甯的童年,过得寂寞又丰富。因兄姊在外读书,常常会带回很多五四新文学作品,这给了朱西甯最早的文学启蒙。他最初也曾和其他少年一般,着迷于章衣萍、叶灵凤的西式爱情小说,误以为“小说就是写男女之间的爱情”。直到后来看了老舍的小说,他的观念才开始扭转,视野因此开阔。那时他也读了东北作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的小说,这些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刚刚译介进来的许多西方作家如左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也都使他读之痴迷,受益匪浅。

抗战那些年,他也随之流亡各地,居无定所,目睹中国许多残酷之事,但也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他很快恋爱了。在南京读书时,他遇到了一个叫做刘玉兰的女生,初尝爱情滋味,却因去往台湾不再相见,因此郁郁。但没想到,这也促成了他另一段姻缘。某日,他在报上一角看到网球比赛冠军刘玉兰的名字,觉得或许是他南京的情人,就冒险写了一封信,托报社转给她,只是这个“刘玉兰”对此表现漠然,刘玉兰当时的女友刘慕沙便代其回信,对于文学共同的感受力最终使得朱西甯与“冒牌刘玉兰”走到了一起。只是,作为外省军人的朱西甯并不见容于当时的台湾社会,刘慕沙是典型台湾苗栗客家小镇的女儿,其父是日据时代台办帝国大学的第一代学生,是小镇颇有声望的医生。这样的爱情自然不被允许,于是刘慕沙仅带着一叠手抄乐谱和网球拍就和朱西甯私奔了。

后来,刘慕沙成为日本文学翻译家,朱西甯也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们生育的三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均在文学上有所成就,朱氏一家简陋的眷村小屋也成为收容许多文学青年的寓所。

朱西甯

深受张爱玲影响

无法定义的写作者

从1952年的短篇集《大火炬的爱》到2002年的《华太平家传》,朱西甯共出版了20部中短篇小说集、7部长篇小说、6册散文集,创作历程长达半个世纪。

虽是三十几岁成名,但朱西甯的写作很早就开始了,初二时他写了一个七八万字的小说。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短篇小说《洋化》,讽刺中国人仿效洋人的种种,算是最初的尝试。

谈到朱西甯的文学创作,不可绕过的一个人便是张爱玲。1945年,朱西甯在隶属扬子江下游游击总指挥部的中学读书,学校因战事暂告解散,学生们大部分时间是看《新闻报》《中报》《平报》等副刊,因上级领导照顾也能订阅到上海的读物。那时上海风行一种20开本的方型文艺刊物,比如《万象》和《春秋》,里面有很多像潘柳黛、苏青等大胆的女作家,那些初中生们往往带着读艳情小说的心情,夹在“正经”的书里偷偷翻阅。便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朱西甯第一次读到了张爱玲,且着了魔。

投笔从戎前夜,朱西甯曾在日记中写道,隔壁有年逾花甲的两老,窗外丛竹的天井对面有一段不了情,还有那个年龄所贪恋的学问,要割舍的太多。但斩断种种,唯独张爱玲的一本书《传奇》,他塞在背包里,辗转东西,一直从战火里走过来。正是在张爱玲的影响下,朱西甯“开始战栗如一个初临战场的新兵”,拿起了他的笔。

后来,《今日世界》的前身《今日美国》连载张爱玲的《秧歌》,不久增订本《传奇》在香港出版。朱西甯忍不住写了封信寄去《今日美国》转交。那时他已创作了一些小说,小有声名,但他没想过张爱玲会回复。后来,文星书店转来了张爱玲的信,信里劈头道,“《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了的错过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欢《新坟》。”朱西甯大受鼓舞,自此与张爱玲断断续续通信多年。

张爱玲给朱西甯的亲笔信,时间为1967年7月28日。

朱西甯的早期作品多描绘北方乡村荒谬的世故人情,读之常令人兴起天地不仁的浩叹,不论是《狼》《铁浆》还是《破晓时分》《旱魃》,小说人物常有血气之勇,书中语言也如湍急飞瀑。如用一个词形容他那时的文字,便是“悍厉”,但在悍厉外,又有一层深深的悲悯,这或许和他的宗教信仰相关,对人性可能的勘探较之他人更添几层婉转迂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汉学家白之写过长篇专文研究朱西甯的《破晓时分》。这篇小说是“错斩崔宁”的现代书写,白之称其为“压低故事,抬高叙述”。文章结尾说: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所能承受的最沉重的主题。王德威则接着白之的话说道:“这个故事最终想要追问的,是人性在时间的一个模糊焦点上,对生命的有限领悟,以及随之而来的无限惶惑。”

之后,朱西甯又大胆突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接连出版了《冶金者》《现在几点钟》《画梦记》等小说,进行他的现代主义书写实验。从《猫》到《春风不相识》,朱西甯专注于现代社会的浮光掠影,直指当下时间的焦虑,笔锋也灵活多变,其心理写实的功力尤为深厚。这一时期朱西甯并不曾与人分享过他的心理状态,但很可能这是他内心活动最为剧烈的时刻。朱天文曾谈及《现在几点钟》带给她的惊讶:

今日重读,我非常惊讶于它的现代感,我简直不记得父亲也有这样敏锐逼近当代的时候!用差不多四万字篇幅写一个房间里的一对男女,那种调调,年轻人的,六年代的,无聊又挥霍,把无聊写到读起来津津有味的境地,父亲真是离他起步之初多么遥远了。

但朱西甯没有停留,不久又投身到了新试验中。是以台湾文学研究者陈芳明指出:

朱西甯是一位复杂的作家。所谓复杂,指的是他文学生涯与思维模式的曲折复杂。他的产量丰富,创作寿命又特别长,任何简单的定义都难以概括他的文学真貌。轻易把他划归为怀乡作家或现代主义作家,都会发生偏颇。

《现在几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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